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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市民的公開陳述書四 （2021年6月）
（請耐心閱讀，感謝！） 首頁 陳述書一 陳述書二 陳述書三 現在情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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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下文前，請先閱讀陳述書一、陳述書二和陳述書三，以了解詳情. 聲明 有關陳述書三的各種回應 對本案總結 對一些司法議題的思考（與本案並無直接的關係） 對反修例以來社會局勢的思考（與本案並無直接的關係） 對社會改革的思考和本人的政治主張（與本案並無直接的關係） 繼續呼籲 附：一項特別的分享（與本案及政治並無任何關係） 聲明 本人在此作出以下幾項聲明：
有關陳述書三的各種回應
現任和前任行政長官都是把請求轉介給終審法院投訴法官機制。作為是一樣的，但是意義是不同的。前任特首梁振英先生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並未介入處理此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仍然有機會正當地處理本案（成立審議庭和提呈中央解釋基本法以解決其利益沖突問題）。所以，本人認為當時轉介給終審法院，仍然是合理的作為。而到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已經介入，並涉及利益沖突。故此，案件不適合轉介給終審法院，而應該直接設立審議庭和提呈中央解釋基本法。所以，本人認為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是在推卸責任。這樣不作為也是包庇的一種。 終審法院再次將事件交由投訴法官行為機制處理，該機制領導馬道立前首席法官指示鄧國幀常任法官（他也是拒絕本人上訴的法官之一）處理，最後回覆本人司法判決只能由上訴處理，但是本人的上訴已被駁回，司法機構也不接納就司法判決而提出的投訴。 本人事前已知道投訴法官機制無法處理本案，也從來沒有向該機制提出過投訴。本人提出的是要求成立審議庭，而不是投訴。本人正是因為上訴被無理地駁回，而要求司法機構以成立審議庭的方式來處理本案。至於為什麼司法機構不提及審議庭，而強行以不合適的機制來處理本案，司法機關有責任向本人及公眾解釋。 葉劉淑儀議員助理在電話中告知本人，她是代表新民黨的所有議員回覆的。通話一開始她便說這案表面上是公平的，因為大家都沒有律師。又說本人應該要去找律師，不過有人性的律師都會說這案不需要上訴（其實這案的所有法律程序已經完結）。問她有否看過陳述書和是否律師，她說沒有，也不是律師。之後，她不斷給我意見，本人唯有不斷地多謝她的意見。最後以大家的時間都寶貴為由，才能結束通話。只想對馬道立前首席法官說，葉劉淑儀議員出力很多。她做這類的事情很出色！ 本人的請求信是要求議員以特權法來調查本案。但是她沒有直接回應會否以該特權法來作出調查（本人當然知道是不會的），而以另外原因推卻，並退回信件和光碟。這樣的做法，本人不是第一次遇到的，自然是心知肚明其中的意思。 律師會也退回本人的信和光碟。退回的原因可以千奇百怪，但是結果只有一個，就是不作處理，也不讓別人知道不處理了什麼。 對本案總結 本人認為無論是行政機關、立法機關，還是司法機關都是有責任、有機制處理本案的。 但是，行政機關軟弱無能，立法機關黨爭混亂，司法機關黑暗狡詐，本人知道本案是很難得到處理的。其實，除了行政長官外，本人並沒有對其他人有期望的。她說她很打得，我信了。可能也只能信吧！在陳述書三用了一半的篇幅，作了些與本案無直接關係的論述，其中也有希望在施政上能夠幫到她，因為她才是在位的人，施政暢順對處理本案是有利的。如果也有幫上其他人的話，只是路過，鳴不平罷了。結果是搭了個大台，看到的卻是醜陋百出，連德不配位也表現得一覽無遺。然而，路邊的表演卻是很精彩的！ 本案由行政長官處理是最適合的。但是她卸責了。對於曾支持過這樣的行政長官，本人是感到蒙羞的。而現在終審法院新的首席法官已經上任，所以，現在最適合處理本案的是新任首席法官（新的請求信）。雖然這樣對他是不公平的，但是本人也只能這樣做，希望新任首席法官和香港巿民明自其中道理。 軟弱的人連自己的人格也守護不住，那別人又怎能相信這樣的人會去維護別人的利益？ 火放了，風吹了，主帥投降了。如果這是現實的話，那最應該拉去祭旗的便是主帥！ 相信現在本港在位的權貴並不會幫本人討回公道，所以本人打算積極參與或組織政黨。一來為自己討回公道，並使該負責任的人負上該負的責任；二來也可以為社會服務——為國家，為香港，出一分力。前者為私，後者為公。在參與政治後，本人是會以後者為重的。本人也會在後文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對一些政治議題的意見和思考。希望香港巿民關注和支持。 製作這幾封陳述書，除了為自已鳴不平外，另外的目的是希望能引起公眾的關注。這個目的是很成功的。希望香港巿民能夠細心地思考本案，促使香港建立一套更完善的問責制度。 對一些司法議題的思考（與本案並無直接的關係） 在本案的過程中，本人也思考過不少與司法相關的議題，希望在這裏與香港巿民分享。 有關司法獨立的再思考 司法獨立是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的。中央解釋基本法裏的司法獨立是判案時獨立，那是狹義的；而司法界想要的似乎是整個司法機關的獨立，那是廣義的。首先我們必須認同中央對基本法解釋的權威性，其次再檢視現實情況和討論兩者的合理性。 司法人員在判案時要保持獨立，這可以說是社會共識。但是司法機關是否應該獨立於政府，則是具爭議的。現實的情況是司法機關在較多的方面具有獨立的權力，但亦非是全面和絕對的。例如，財政權和任免權都不是獨立的。而且，廣義的獨立並不是司法機關所獨有的，其他的政府機關和部門也有相應的獨立性。這說明廣義的獨立在各機關和各部門間是有程度的不同，是可調整的。 所以，我們要維護的是狹義的司法獨立；而對於廣義的司法獨立，我們應該思考怎樣調整。將維護的範圍擴大到廣義的司法獨立，不但容易出現司法濫權，也抹煞了制度的可調整性，造成僵化，降低制度處理問題的能力；將狹義的司法獨立加入到可調整範圍內，則容易出現偏私，影響司法公正。 其他的情況，記得中央曾發佈一份白皮書，其中將司法人員歸納入政府的管治團隊，當時在法律界引起不少爭議，理由也是和司法獨立有關的。本人認為司法權比起行政和立法權，更具管治性質。司法獨立也和社會對司法人員的監督權是沒有衝突的。甚至，正正因為司法權是獨立的，所以司法人員更應該受到社會更嚴格的監督。 有關海外法官機制 如果沒有記錯，前任議員楊岳橋曾說聘任海外法官機制可增加香港競爭力。這說法是片面的。聘任海外法官等同將司法權分享給別的國家。任何一個國家願意將司法權分享出去，都一定受歡迎的。那世界上有哪些國家這樣做？（特別是分享給對本國不友善的國家）也許我們可以容許這樣做法作為個別案件的安排。但是如果成為恒常機制，則是喪權辱國辱港的作為。是不可接受的。國家向我們司法系統提出意見時，有些人卻出來說什麼影響司法獨立；這個機制是直接讓外國法官參與本港的司法行為，但這些人卻說是增加競爭力。希望巿民思考當中的矛盾。 司法人員本地化是重要的，應該儘快實行。即使短暫影響國際聲譽也是值得的。重要的不是別人怎樣看我們，而是我們自已國家及香港能夠有一個自主公正的司法系統。香港的司法系統該怎樣運作，應該重視的是國家和港人的意見，而不是外國的意見。在過往，有些人常以一國兩制之名，排除、甚至排斥國家的意見，這對一國兩制的落實是具破壞性的。 有關司法覆核 記得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曾說過司法覆核的門檻太低，而法律界則說已經把門檻提高到要有機會勝訴。「有機會勝訴」這門檻有多高？在還沒進行訴訟前，誰能說沒有機會？不過，在現行的機制下，司法界和法律界似乎能夠事先決定訴訟是否能勝。這個門檻的高度，高到連微生物也難以跨越！無賴的人有什麼理由說不出口？ 作為小巿民，我們當然想通過司法覆核機制來保障自身的權益。但是，我們也應該深入地認識司法覆核所帶來的問題，從而制定相應的解決方案。 司法覆核可以用以針對政府的政策。而政府的政策往往涉及龐大的利益或重大的權力轉移，政策由研究到實施，可能要經過幾百人用上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但可被一名老人家提出司法覆核，而再被幾名法官推倒。 從權益和責任的角度來分析司法覆核機制：申請人一般都是申請法援的，所以，輸了沒有什麼，贏了有少許利益——那是一粒糖；律師無論輸贏，都能得到律師費（一般都是法援）——那是一個西瓜；而司法覆核只要開始，政策的最終決定權都會由行政機關轉到司法機關手上——那是一間廠。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權力轉移了，責任仍然只有行政機關負的。而行政機關無論如何，都失去了對政策的最終決定權，並且，要為政策的得失負全責——那是唯一的輸家。 也就是說司法覆核的門檻越低，政策的最終決定權便越容易從行政機關（立法機關也適用）轉移到法官手上。這樣的機制是否我們想要的？ 司法機關應該公佈司法覆核每年的宗數和佔法庭案件的比例等數據。法援相關的部門也應該公佈與司法覆核相關的數據，以使巿民能夠了解實際的情況。 有關陪審員機制 根據本人所理解，現行的陪審員機制是由司法機關完全控制的。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每兩年編製一份陪審員臨時名單，並有權作出改動。在腐敗的時候，這樣的機制是很容易被污染的。 陪審員的本質便不屬於司法機關的，其作用的本意也是希望能夠獨立於司法機關的。所以，陪審員機制應該從司法機關獨立出來。此外，該機制也應該對外公佈以下基本的資料： 1．全港有資格成為陪審員的人數； 2．允許公眾能隨時查閱陪審員臨時名單； 3．曾擔任陪審員的人數及次數（如曾擔任一次的有多少人、兩次的有多少人等等。也讓公眾能夠隨時查閱陪審員的姓名）。 另外，社會應該考慮是否應該取消陪審員機制。本人的理由是：陪審員掌握的是社會最終的權力，這權力是很大的，而行使這權力需要有很專業的法律知識。一般的巿民是難以掌控的。而且，這樣重大權力的行使者是不需要負有相應的責任。將權力交給不能勝任或不負責任的人手上，本身便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作為。這樣的機制也容易成為推卸責任的手段。 例如，前段時間，在前任特首曾蔭權先生的腐敗案中，最終上訴是在陪審團決定下神奇地被判無罪。本人覺得神奇並不是因為本人認定當時人有沒有罪，而是奇怪陪審員作出的決定到底是基於法律原則，還是法律原則以外的因素。而社會又能否為他們作出決定的基礎作出限制？似乎是不能的。 有關投訴法官機制的改革 最近，新上任的首席法官為了回應社會訴求，推出新的投訴法官機制改革方案，其內容如下： 引入「兩層架構」。第一層由多於一名的高等法院級別法官組成專責小組，調查投訴，並作出建議，再交由第二層架構處理。第二層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擔任主席、法官及社會人士組成的「投訴法官行為諮詢委員會」，審視第一層小組所提交的意見，最後由首席法官裁決。 上次的改革新成立一個秘書處，本人認為會使投訴法官的程序變得更加漫長；這次的改革引入「兩層架構」，也就是說投訴法官的程序進一步變得漫長。更重要的是可投訴的範圍沒有變，依然不處理司法判決和決定（司法人員的主要職責）。也沒有說明被投訴的法官事後會有什麼後果。這樣的改革，除了使投訴程序變得更加漫長外，還改善了什麼？投訴法官最重要的考慮便是時間，三年你能堅持，那三年後再三年又如何？連同訴訟和要求調查，本人的案件已經是第四個三年快完了。 是次改革投訴法官機制引入社會人士，本人是不贊同的。投訴法官機制是司法機關內部的機制，是不應該引入社會人士的（政府的其他投訴部門有引入外部人士嗎？），社會人士應該在外部監督機關內發揮作用。這樣的做法既不附合司法獨立，也擾亂了正常的權力組織架構。司法機關可以委任社會人士，本質上也是一種擴權的行為，違背了最近社會上普遍認為司法獨大和司法權力不受制約的聲音。這對行政主導也是一種傷害。 有人說有關司法判決和決定的投訴，可以通過上訴處理。但是上訴後仍然有可投訴之處怎麼辦？又或者與本案一樣，不讓上訴怎麼辦？「問責」便是要問掌權的人的「責」。法官的主要職責便是司法判決和決定，相對而言，其他的「操守行為」多數是無聊鎖碎的。法官的職責不處理鎖碎無聊的案件，而巿民卻只能投訴他們鎖碎無聊行為！ 雖然本人對是次的改革是不贊同的。但是對於首席法官主動提出改革，本人是歡迎的。社會不能就此便判斷首席法官是在敷衍巿民，我們應該繼續監督和觀察，使其作出合理的改革。 根據基本法「第八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的組織和職權由法律規定。」即是說立法會可主動提出投訴法官機制的組織架構和職權。 回憶一則新聞 2017年10月17日，一名操普通話（不知道記者能不能分辨普通話和國語，本人是不懂的）的男子早上專程往法庭亮刀，下午便後悔，沒有去找親中的議員，而去找民主黨議員林卓廷，晚上在林卓廷的陪同下道歉自首。消息指那男子在法庭上有揮動菜刀，並大叫「無法無天」、「不要以為我找不到你」。結果，法官席上有刀痕，身上應該沒有。事後，社會上有關注法院應否加強保安的聲音。有些網民聯想起林子健事件；本人也想起因為林卓廷而退出民主黨的人。 對反修例以來社會局勢的思考（與本案並無直接的關係） 背景概況 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之後推動二十三條立法，但是在商界代表自由黨改變立場後，立法失敗，最後辭職。之後，商界成為關鍵的小數派。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停建公屋。後來因與腐敗相關事宜而被判入獄，最後終審法院卻神奇地裁定其上訴得直。而在他任內的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同樣也因與腐敗相關事宜而被判入獄。時任廉政公署廉政專員湯顯明也有與腐敗相關的醜聞。但是，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卻是在歷任特首之中，民望最高的一個。第三任特首梁振英任內積極覓地建屋，在八三一政改被否決後，繼而發生佔中和旺角暴動，社會趨向動蕩。沒有連任。第四任特首提出明日大嶼計劃，之後反修例加疫情至今，社會動蕩不安。 在國際方面，世界正處於百年變革的開端。中國崛起，中美競爭加劇，中國周邊地區不穩定因素日漸增多，並越來越容易被催化。 逃犯條例 本人對逃犯條例的態度，原先是支持的，本人認同逃犯條例是正義的法例。 但後來，由於政府對商界的不斷退讓，本人認為已偏離其正義的本質。所以後來是反對的。本人也有想過加入遊行行列， 但是因為認為遊行會被誤導和騎劫，所以沒有參與。 反修例的特點 由反修例引起一連串的活動之中，兩個最明顯的特點便是「無大台」和「矇面」（或用雨傘遮掩行為）。 有些人只強調這是去中心化。這是過於表面和片面的。「無大台」可以是因為沒有人願意出來為活動負責任；「矇面」更是因為不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無大台」和「矇面」最終都變成是服務「攬炒香港」這個目的的。這樣使場面更難被控制，也使更加多的人參與做出不負責任的行為；參與者的「不篤灰、不割席」和傳媒團體的「不批評、不譴責」，進一步鼓動示威者變成暴徒；也在示威遊行組織者故意縱容下，「攬炒香港」愈演愈烈，有人甚至做出接近恐怖主義的行為。所以，本人認為反修例活動最大的特點便是「不負責任」。不願意，也不敢，為「攬炒香港」的行為負責。 而且，「無大台」只是一些不成熟的人一廂情願的想法。大台的介入與否，不是個別人士所能控制的。「無大台」的口號，使反修例活動更容易被大台騎劫。 反修例的定性（運動對暴動） 有些人認為這是一場運動，這本人是不同意的。通常運動是以社會變革為目的的， 反修例活動顯然不是這樣的。其中有變革義意的議題，如雙普選等，是借題發揮出來的。對於一場運動來說，引發社會理性討論是重要的。但反修例以來，隨著示威者的情緒愈來愈高漲和偏激，可討論的議題是愈來愈窄的；討論氣氛也是愈來愈差的。其間出現強迫性的三罷，以及有不少人，不能、甚至不敢表達不同的意見。這樣的情況，是一場理性的運動不該出現的現象。 反修例初期的遊行示威是和平的，而且人數是足夠令社會各界重視的。但在激進示威者衝入立法會後，反修例的性質便急速惡化。中央和香港政府才逐漸地把事件定性為暴動。據本人所理解，暴動是有三個特點的。一是有暴力成分；二是對社會造成動蕩；三是對政權造成衝擊。衝入立法會後的很多活動都是有這三個特點的。所以本人認同這樣定性的。 暴政對弱政 我們這個特首，對法院法官尊重司法獨立、似乎也不敢不尊重國籍自由；對傳媒記者尊重新聞自由、編輯自主；對學校師生尊重學術自由、教學自主；對醫院醫護，未想到什麼自由，先尊重專業自主。別人用政府的媒體罵她，她躲在別國（還是制裁她的那個國家）的社交平台回應。 喉舌自由自主了，而自己卻身不由己。這算是活該嗎？基本法付予行政主導，而實際的情況卻是行政不舉，施政處處不暢順。哪裏有不滿，就往哪裏輸送利益。哪裏聽話，大棒便向那裏揮動，吃軟怕硬，欺善怕惡。這是暴政，還是弱政？還是弱到近乎廢政？ 這場暴動，中央沒有出動解放軍的，而解放軍入駐香港後，我們有聽過任何丑聞嗎？我聽過最大的丑聞便是他們居然在風災之後，出來做災後清理的義務工作。而這些工作是社會用來徵罰犯罪的人（社會服務令內容之一）。對於盲目愛國愛黨的人，我們傳媒罵得少嗎？而對於盲目反中反共的人，香港傳媒又是什麼取態？ 當有人用暴力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時，那用權力施壓和打壓，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解決問題的正當手段。社會動蕩的時候，最需要收窄的便是自由，專制的政權會這樣做，負責任的政權也會這樣做。只有不負責 任和軟弱的政權，才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還去強調自由、甚至放縱自由。這是愚昧的！ 將弱政說成是暴政，社會便會繼續制約本來積弱的權力。於是，廢柴遇上無賴，一個不敢作為，一個敢於亂作為，完敗！這不就是現在香港的實況嗎？ 有關警方的行為 總體表現 縱向地回顧過往。記得佔中的時候，示威者比較平和，警方也只是用上催淚煙（彈）。而在佔中早期，警方車輛路過示威者佔領的道路時，警方人員要先下車讓示威者檢查完，然後才讓過。直到反修例時期的一次遊行，有示威者衝入立法會後，認為警方過於軟弱的聲音才大起來。其後，示威者又以癱瘓政府施政為目的，示威遊行到處開花，以使警方疲於奔命。後來新警務處長鄧炳強上任，警方才強硬起來。不過直到現在，並沒有一個示威者被証實是因警方的執法而喪命，但卻有巿民被示威者用磚頭擊中而送命。 橫向地比較世界各地警方處理示威的情況。最近，無論是西方的國家，還是東南亞的國家，都有發生不同程度的示威遊行。從中，我們不難比較出香港警方處理的手法，是已經非常克制的。 反修例從一開始便是政治事件，而警方是政治中立的。在初期，部分警員及其家屬甚至是同情示威者的，示威者及其支持的媒體，也曾試圖爭取部分前線警員的支持。在得不到滿意的效果後，才轉向全力打擊警方執法，以達到癱瘓政府施政的目的。 警方使用的武力是隨著示威者的暴力程度和對社會造成的影響而升級的，這是合理的。所以，本人認為警方是反修例以來最無辜的、也是最負責任的公權力，鄧炳強警務處長也是最有擔當的高官。希望香港巿民予以支持，不要讓故意抹黑他們的人成功達到目的。 七二一事件 本人認為調查七二一事件是示威者提出的唯一一個合理的要求。而且，相信大部分香港巿民都認為在這事上警方是有問題的（有不作為之嫌）。其實，不論是中央、特區政府、甚至是警方，都沒有拒絕調查，真正的爭議在於作出調查的時間和由什麼人來作出調查。當時，在政府方面，希望在社會安定後，再由監警會作出調查；而在示威者方面，則要求成立由法官領導的獨立委員會，立即為事件作出調查。 有人支持政府，認為如果即時作出調查，會影響警方士氣，從而降低警方平亂的能力。當時社會剛開始動蕩，而且有惡化的跡象。本人也是認同這理由的。再者，當時社會上，似乎有一股力量，是不希望社會動蕩得到平息的。在事件中，即使警方有所不當，但只屬於是局部和單獨的問題，而且是低層次的。相信中央當時是更關注上層權力的爭奪，如雙普選和35+。 在成立獨立委員會一事上，本人是很警惕的。本人警惕的是行政機關有長期被削權和竊權的現象。基本法付予香港的是行政主導的權力機制；而現實上，卻是立法機關可以隨意地阻撓政府施政；司法機關也可以通過司法覆刻來推翻政府政策。而反向的制約幾乎是看不見的。以上提及的獨立委員會，傳統上是由法官領導的。獨立委員會和司法覆刻一樣，也是只轉移了權力而沒有轉移責任。如果是否和怎樣成立獨立委員會，也不是特首能自主決定的話，那行政機關的最終決定權，便近乎被掏空。 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的決定（註2） 在國安法之前，社會動蕩不安，政府軟弱怕事，無力平定局面。國安法的內容包括分裂國家、巔覆政權、恐佈活動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是具針對性的，對平息當時社會亂局是很有幫助的。再與國內外的國安法比較，完善的國安法內容是遠不止這些的。說明這次的立法也是克制的。中央仍然希望其他的內容，由香港本地立法完成。所以本人是支持是次立法的。 對於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本人是支持和擔懮並存的。民主派普遍認為這決定是民主大倒退。本人認為即使直選等同民主，這次的決定也只是小倒退。中央和建制派則認為這次決定是增加了社會各界的代表性。這是客觀的事實，但是相信大部分的香港巿民，更想要的是直選。 相對於是否民主倒退，本人更關注的是這次決定解決了什麼問題，以及日後的民主發展會是怎樣的。這次決定是針對攬炒派和勾結外國勢力的人和組織，這點本人是支持的。而且，這次決定不但淘汰了不愛國愛港（本人認為愛國愛港是可以等同，而不可以分割的，任何人將之分割都是不可信的人）的人，同時也增加了議席。這決定是很有魄力的破局之舉，既得利益被衝淡，這為社會改革提供一次很好的機會。但是，愛國者能不能治好香港是擔懮的。所以，我們應該思考怎樣在破局之後立起來，從而使愛國者治港既符合中央的利益，也符合香港巿民的利益。 有關六四 最近，有些人將六四與反修例引發的暴動聯想在一起。本人認為兩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沒有蒙面的，也沒有對其他平民使用暴力；後者是蒙面的，也有對其他不同意見的平民使用暴力。所以本人認為前者是一場學生運動，而後者則是一場由學生帶領的暴動。 在八九年六四，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我看著電視、流著眼淚，那年的遊行示威靜坐都有參加。看到有個人站在坦克前的畫面，我們都震驚和憤怒，為什麼要用坦克來對付學生？那時候很多人開始不相信共產黨，認為共產黨是殘暴的政權。 前些年，偶然看到兩段有關六四的短片。一段是一則新聞（記得無錯的話是TVB的，這段片最近找了很久，找不到了。），其中說除了鎮壓的軍隊外，現場還有其他軍隊。另一段短片是坦克與前面一個人對峙了一會，然後那人被其他路人拉走後，坦克才繼續前行。最近也在維基上看到一段敘述，說六四當年國內很缺乏催淚煙等裝備。在反修例暴動中，我們看到傳媒的報道是何其偏頗；而在八九年時，我們國家的情況是比現在更孤立的。 在六四這件事上，本人認為是國家的路線之爭。到現在，共產黨已經用結果証明了當時的選擇是正確的。 另外，一個殘暴的政權會在殘暴完一次後，把國家的各方面都搞好，然後不再殘暴嗎？不要再相信共產黨是殘暴的。雞蛋砸向高牆，可以是因為高牆阻擋了雞蛋的自由，也可以是因為雞蛋看不見高牆為雞蛋擋下了多少風雨。有時候不能站得高一些，那便抽身出來，換一個角度，也許可以看得更全面。但是，作為一名國民，本人仍然認為當時的處理是過份的。 國安法成立後，最近有人討論「結束一黨專政」這個口號還可不可以叫。本人認為在討論「可不可以」之前，我們應該先討論「應不應該」和「還有沒有資格」。叫「結束一黨專政」的基礎是「一黨不好，我們有更好的提議」，這樣的說法還客觀嗎？就算眼盲看不見共產黨的功績，那「結束一黨專政」後怎麼辦？要「開始多黨亂政」嗎？然後再由各黨代表各利益集團，來瓜分國家財富嗎？而且，用「一黨專政」來描述現今中國內地的政治實況，也是不準確的。「一」是不準確的，「專」更是不準確的。今天的中國更像是一黨領導有方的結果。 共產黨在絕對的優勢下，容許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而香港有些人卻在絕對的劣勢下，要求共產黨實行他們想要的制度。 近幾年香港的政界，民主黨軟弱被騎劫、公民黨狡猾偽善、本土和攬炒派剛愎魯莽、建制派消極怠隋（最近是有改善的）、商界和功能組別自私好利。這就是香港「多黨論政」的現況！ 香港當務之急是把自己做好，而不是要求別人這樣做、那樣做。那是沒有說服力的，甚至是丟臉的！ 傳統上，支聯會每一年都會在維園舉辦六四悼念活動。但是，這兩年因為疫情和社會動蕩而沒有被警方批准。本人是支持警方的做法，尤其在今年。前些日子是六四，仍然有些人用不同方法悼念。對香港大學學生會的悼念活動，本人是印象深刻的。他們以洗刷「國殤之柱」之名，來維護表達自由。「國殤」是什麼？本人想問學生會，你們愛國嗎？在過去多年來，你們無論在思想上和行為上，都是反中排內的。現在在你們身上，我們看到的，只有暴戾和虛偽。在我印象中，已故支聯會創始人司徒華老先生是一個非常愛國愛港的人，希望支聯會不要在這路線上走偏。因為沒有「愛國」，「六四」便沒有什麼值得悼念，支聯會也沒有存在的價值。 本人的政治主張和對社會改革的思考（與本案並無直接的關係） 正如前文所說，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的決定，不但有效地平定了社會動亂，也打破了既得利益者壟斷議會的局面。這為社會改革提供一個很好的契機。香港應該籍此良機，全面推動改革。既然中央已經破局，那社會改革便由立法會做起。要做好這場改革，除了在權力架構上作出改革外，在思想上的革新是更重要的。以下是本人的想法： 中港關係 自從2010年民主黨入中聯辦被罵是出賣香港人後，民主派漸漸地和中央走得越來越遠，最終走向對抗。這便種下今日亂局的種子。一國兩制是中央提出作為解決港澳台問題的倡議，以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這對中央來說，是一件很大的功績。所以，中央是有動機去落實一國兩制的。相對地，港內外都有反共的勢力，他們不想我們國家和平統一，更不想由中國共產黨完成；而港內也有既得利益集團，希望繼續能夠在中港對抗之間，左右逢源，從中取利。 一國兩制的落實是一個下放權力的過程，任何人都不會把權力下放給自己不信任的人。我們希望中央下放權力，那取得中央的信任是正當的，也是必要的。任何人矮化和抹黑這樣的做法，都是別有用心的。 我們要促進中央和香港巿民的互信，這是至關重要的。沒有互信，一國兩制必定是波折重重的。最終，中央和香港巿民都是受害者。一些親中央的人士曾說，在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後，我們的民主會發展得更快的。這說法是可信的。不過，這個結果是要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希望香港巿民要理性行事，不要自毀前路。 民主思維 有人認為民主是選民通過選舉，選出代議事為他們在議會上爭取權益。所以，代議事在議會上積極支持對其所代表的利益團體有利的政策；反之，便無所不用其極地加以阻撓。例如，醫學界梁家騮醫生拉布事件，相信大部分關註議會的巿民都是印象深刻的。更糟糕的是，議會上大部分的議案，都是與代議事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無關的。因而，我們常常看到不少代議事在議會上睡覺、看美女圖片、影片或坐在議會裏做花瓶，甚至不出席。或許有人會認為那些多數是功能組別的人。但是，民主派支持對民主派有利的議案，建制派支持對建制派有利的議案，這不正正說明他們才是最大的「功能組別」嗎？「藍絲與狗不得內進」不也是極端化的「功能組別」的表現嗎？我們不喜歡功能組別，便是因為功能組別的議員只為他們所代表的界別做事。但是，現實上，所有議員都是這樣做的。為什麼？ 這樣的民主是利益驅動的，選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選代議事，代議事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為選民行事。最終選出來的人是越厚顏無恥越好的，因為這樣的人才會不擇手段地去爭取利益。就算開始的時候不是這樣的人，日子久了，也會被同化。但是，諷刺的是，這樣的代議事會為個別的選民辦事嗎？個別選民微弱的一票顯然沒有能力驅使他們做事的。最後，這些人必然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而議會則成為利益集團瓜分社會財富的地方。這樣的環境對整體政治人才的人格培養是具破壞性的。 選民真的是為了利益而投票的嗎？其實，本人是不相信的。本人相信大多數的選民是以候選人的總體印象來作出投票決定的。為人越正面，便越受支持的。我們應該要放棄或糾正「代議事是為選民爭取權益」這種民主思維，取而代之提倡「代議事是代表選民為社會服務」。前者鼓勵社會各界爭權奪利，發展出來的必然是劣質的民主；後者著重選賢舉能、服務社會。由於沒有直接代表個別的利益團體，議員自然會關 注社會上所有的議題。在各議題上的分歧也容易收窄，一些較長期的公共政策也不容易因為人事變遷而變得不穩定。這樣不但容易建設出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而且對社會各種發展也有積極的作用。這樣發展出來的民主，才是優質的。 第三方政治勢力 用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為基礎來作出分析，全港選民人數約400萬，投票人數約300萬，投票給建制派和投票給民主派的總選民人數是差不多的。這次選舉與其說是建制派和民主派之爭，倒不如說是反建制和反激進之爭。雖然民主派在這次選舉中取得大多數的議席，但是選民是因為他們做得好才投票給他們的嗎？顯然不是。那些當選的議員只是在搗亂。而在近年，不少民主派的選民對民主派的議員是失望的。 在建制派方面也是一樣的。傳統上，投票率越高，建制派得票率則越低。那為什麼這次不是這樣的？當時社會氣氛開始嚴峻，溫和民主派為了爭取青年和學生的票而轉趨激進，所以部分巿民因為不想社會繼續撕裂下去，而投票給較溫和的建制派。 青年學生們的激進，是和對現況的不滿有關的。只是他們在這方面的忍耐能力相對較低，所以最早爆發出來。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社會需要一個第三方的政治勢力，以使不滿的選民能有一個正面的選擇。而這第三方政治勢力應該同時對建制派和民主派的選民都有吸引力，否則會像本土派從民主派中脫變出來一樣，對解決現在的政治對立局面是沒有幫助的。 這第三方的政治勢力也要有推動社會改革的使命。建制派民建聯最近提出「變革香港」，本人是歡迎的。但是，相信很多香港巿民（包括支持建制派的）都想問：「那你們呢？你們會改革嗎？」記得屈穎妍小姐曾問工聯會麥美娟議員類似的問題，麥美娟議員的回答說沒有空間改革。由此可見，改革是不能單靠現有建制內的持份者。 中央和香港巿民要有整頓的決心和意志，也要有要求改革的誠意。我們歡迎並支持社會各界主動自行改革，但是也要防止改革者受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同化，至使改革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對功能組別選舉的建議 如果未來雙普選不取消功能組別的話，本人提議可以將功能組別的提名權和選舉權分開。提名權留給業界人士，而選舉權則給整體香港巿民。這樣，既可以保留議會的廣泛代表性，也可以把代議事的服對象由所屬的功能組別轉為全港巿民。這才符合民主的目的。 可以擴大現有合資格的界別數目，每一個界別派一人（參考）參選。由於功能組別參選人數（包括爭取連任和新參選的界別）太多，不宜統一選舉。可以分成兩組：甲組選五分四（參考）議席；乙組選五分一議席。每屆乙組當選的組別，下一屆升上甲組；而每屆甲組最少得票的五分一組別，下一屆降到乙組。乙組則可以吸納新的功能組別。這樣類似雙淘汰制，可以營造出一個良好的競爭環境，也可以鼓勵更加多的功能界別為議會推舉新的政治人才。如果每組人數仍然太多，也可以把參選人隨機分配給各直選選區，然後由各選區選民進行選舉。 對青年和學生們的態度 這幾年，對青年和學生們的激進行為，本人是非常反對的。那些縱容和支持港獨和攬炒的人，不是莽夫，便是狗賊。在沒有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的決定前，警察拉的都是衝在最前面的人；在立法以後，才見到背後煽動的人紛紛落網或逃跑，這是他們應得的！ 記得在示威者衝入立法會那天，有幾個示威者不願意撤離，有個被稱為「小女孩」的聲音說「他們不走，便把他們打暈，然後抬走。」本人是很贊成這樣做法的。其實，中央政府和警方做的便是那「小女孩」所說的事情，目的只是為了制止示威者不理性的行為，平定社會亂局。這個丑人示威者同伴不做，學生會不做，學校不做，行政部門不做，司法部門不做，那唯有中央和警方來做。其實很多人不但不做「丑人」，還做了「好人」！ 由中央政府和警方打壓，效果不是最好的。社會應該向校方和老師施壓，這個「丑人」應該由他們來做，這對學生們是更好的。哪些人是有擔當、負責任的，社會一定看得見。除此以外，社會應該明確否定青年學生們的主張和作為。普通巿民是中立的，我們的否定是最容易被接受的，這樣對青年學生們是最好的。在暴動期間，很多親民主派的團體都是被激進人士騎劫。社會也應該向這些團體施壓，要求那些激進人士辭去相關團體的領導職務，為造成的結果負責。這對那些團體也是最好的。希望民主派及其支持者都能回歸理性平和，來做好香港這一制！ 打壓是短期的，長期的工作是推動社會改革，以消除青年和學生們對上層權力的不滿。然後，再配合教育和輔導工作，慢慢引導他們。大多數的青年和學生們都是可被說服的，最重要的是上層權力要先做好自己。這樣才會使人心服的！ 希望青年和學生們明白，「苦口良藥」、「忠言逆耳」！希望香港巿民也要細心觀察和思考，以作出理性的決定和支持。 莫把莽夫當英雄！ 繼續呼籲 本人會積極嘗試加入或組建政黨。雖然這樣做法是有個人的原因，但是如果社會能夠在本案上為本人討回公道，那對日後問責制度的建設有很大的正面影響。所以希望香港巿民能夠細看本人以上的政治主張，然後考慮能否在適當的時候與以支持和幫助。 我們應該憤怒，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把情緒發洩出來，而是要辦好該辦的事情。 真心為國為民的人是值得我們支持、愛戴和主動幫忙的。 「做好香港，預我一份！」希望大家響應，社會改革需要很多人。志同道合的人，請與本人（me@siuchaifuk.idv.hk）聯絡（註1）。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香港人加油！ （這是最後的一次陳述書，希望代為轉發，如有煩擾，見諒！） 香港人 蕭濟福 2021年6月21日 附：一項特別的分享（與本案及政治並無任何關係） 本人是一個很喜歡數學的人，有時會去思考一些數學問題。在未來的一段很長的時間內，本人估記沒有時間再去思考這些問題了（註3）。以下是對其中一個問題的思路，感覺對同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故在此分享。（沒有與趣的可以直接略過） 四色問題（四色定理） 任意一個無飛地的地圖都可以用四種顏色染色，使得沒有兩個相鄰國家染的顏色相同。 此定理已由電腦程式證明了，但沒有人工的證明。 問題轉換： 將國家視作一點，而兩個國家相鄰，則用線連接兩點來表示。這樣便能把國家地圖的四色問題轉為點線圖（圖一）的四色問題。 再轉換： 在點線圖上，加上可以加的線，而任意兩條線不能相交的。然後調整成外圍是三角形的三角點線圖（圖二）。由於圖二比圖一的條件更嚴格，所以，如果圖二符合四色定理的話，圖一自然也符合。 再轉換： 把圖二的線想象成可伸縮的直線，然後包在一個適當大的球體上，便形成一個三角多面體。這問題又變成是三角多面體頂點的四色問題。 參考以下的操作： 取任意一個頂點C(1),然後沿其相鄰的頂點C(2)、C(3)、C(4)、C(5)和C(6)，把頂點C(1)切割下來，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多邊形錐體，頂錐是C(1)；另一部分是多面體，少了頂點C(1)。 取與C(1)相接的一點C(2)， 把多邊錐體沿C(1)C(2)C(4)、C(1)C(2)C(5)切割成三個三角錐體，每個三角錐體都有C(1)C(2)的。（圖三） 在另一部分的多面體的切面上，把與三角錐體相對應的頂點，用線連接，即C(2)C(4)和C(2)C(5)。（圖三） 然後再取一點與C(2)C(3)相接的頂點C(7)，用同樣的方法把頂點C(2)切割下來，再切割成若干三角錐體，而每個三角錐體都有C(2)C(7)的 。（圖四） 重覆以上操作，直至把三角多面體全部切割成若干個三角錐體。最後，把全部三角錐體按切割下來的次序編上序號，即P(1)......P(n)。 證明： 任何地圖有m>=4個國家，都可以轉為有m個頂點的三角多面體V(n)，n不一定等於m。然後經過以上操作和排序，切割成n個三角錐體。再將n個三角錐體按次序拼砌回原狀的三角多面體V(n)來證明四色定理，如下： n=1，三角錐體P(1)=V(1)只有四個頂點，每個頂點一種顏色，所以V(1)符合四色定理； 設n=k時，由k個三角錐體組成的多面體V(k)，V(k)符合四色定理； 那n=k+1時，就是將三角錐體P(k+1)拼砌在多面體V(k)上，分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三角錐體P(k+1)只有三點與多面體V(k)相接，第四點便用第四種與三接點不同的顏色； 第二種情況，三角錐體P(k+1)全部四頂點都與多面體V(k)相接，要證明四頂點的顏色是不同的。這情況一定出現在某一多邊形錐體的非第一個三角錐體上。 如圖四裏的P(k+1)=第二個三角錐體C(2)C(7)C(4)C(5)，P(k)=第一個三角錐體C(2)C(7)C(4)C(3)。由於C(2)、C(4)和C(7)都在P(k)上，所以一定是不同顏色的（因為V(k)符合四色定理）；因為C(3)和C(5)是相同顏色的（V(k)符合四色定理，考慮圖三中的三角錐體C(1)C(2)C(3)C(4)和三角錐體C(1)C(2)C(5)C(4)），所以C(2)C(7)C(5)C(4)是不同顏色的。 故此V(k+1)是符合四色定理的。 所以V(n)是符合四色定理的。 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很多時都會有錯漏。如有，勿見笑。 註：（2021年6月21日以後加的） 註1：（2021年6月23日加） 以下的三類人，本人很想與之合作共事，希望有認識的人代為告之，來與本人聯絡，也可以告知本人與其聯絡的方法，感謝！ 1. 因林卓廷而退出民主黨的人，他們是正直的人； 2. 希望建制派改革不得，而感失望的人； 3. 溫和中立、積極求變，而有志參政的人（包括青年人）。 本人認為無論是民主派，還是建制派都需要外部刺激。希望巿民盡力幫忙。 註2：（2021年6月25日加） 最近，蘋果日報因國安法而結業。有些人又以打壓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為由，四處散播恐懼。其實，社會對國安法有適當的敬畏之心是必要的。兩年來，青年學生們對自已的前途，甚至自已和別人的生命，都無所畏懼地作出犧牲。那才是我們應該恐懼和擔心的。對於善意的言論，即使意見不同、甚至是錯誤的，相信中央和政府也會體諒；對於惡意的抹黑和煽動，即使找不到能制裁的法律，也要想辦法打壓。希望社會能將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局限在正當的範圍內！ 註3：（2021年6月25日加） 雖然本人不太想思考這些問題了，但是，仍然很想知道這證法有否哪裏出錯。如果有認識數學專業的高手，請轉發。如有回覆，也請轉發該回覆給本人（me@siuchaifuk.idv.hk）。感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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